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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張虹生:我和父親張聞天


    來源:檔案與建設

    1949 年,在東北的沈陽,10歲的張虹生第一次見到19父親張聞天。高高瘦瘦、面容嚴肅、戴一副眼鏡,斯文中透著威嚴——這就是他對父親的第一印象。帶他來的人說:這是你爸爸快叫爸爸。張虹生張嘴喊一聲:爸爸。張聞天微微一笑,伸出手摸摸兒子的腦袋,然后示意警衛員帶兒子離開。

    1949 年,在東北的沈陽,10歲的張虹生第一次見到19父親張聞天。高高瘦瘦、面容嚴肅、戴一副眼鏡,斯文中透著威嚴——這就是他對父親的第一印象。帶他來的人說:這是你爸爸快叫爸爸。張虹生張嘴喊一聲:爸爸。張聞天微微一笑,伸出手摸摸兒子的腦袋,然后示意警衛員帶兒子離開。

    張虹生

    很多年后,回憶起初見父親時的場景,張虹生說:“他很平淡。我也很平淡,父親和母親還沒有托兒所的阿姨親呢,沒什么好激動的。”

    張虹生算過,這一生與父親相聚的歲月,斷斷續續加起來不過四五年的時間。然而,不管他愿不愿意,自打出生那天起,他的命運就與父親緊緊聯系在一起。

    (一)

    我1939年冬天出生在新疆。當時,我母親正從延安繞道新疆,準備前往蘇聯。我的突然降生,并沒有打亂她的行程,她在我出生沒多久后,就按照原先的計劃前往蘇聯,臨走前,她委托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陳潭秋照顧我。

    我出生時,父親正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書記處書記,在延安主持黨的工作。遠隔幾千里,他并不知道我出生的具體日期。我的身份當時是保密的,只有陳潭秋和他的夫人王韻雪等少數幾個人知道。我的名字,是陳潭秋給起的,叫張宏聲。

    雖然父母都不在身邊,但在新疆的日子倒也過得平靜安穩。我3歲那年,一場變故突然降臨。那是1942年9月,主政新疆的盛世才以“督辦請談話”為名,把陳潭秋等共產黨領導人秘密軟禁了起來。幾個月后,盛世才又把陳潭秋等人關進了監獄。

    大人們進了監獄,我們這些孩子自然也跟著去了,由于我父母都不在,監獄就給我安排一個單間牢房,我算是年齡最小的政治犯。和我在一個監獄的孩子,還有毛澤民的兒子毛遠新,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等30 多個。

    在監獄里一住就是三年。抗戰勝利后,1946年夏,張治中出任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主席,這才將在新疆關押的共產黨員和家屬100 多人釋放出來。我也被放了出去,隨后和毛遠新他們一起,離開新疆,被送往延安。

    一路顛簸,等我到了延安,卻沒有見到父親和母親。原來,早在1945年10月,他們就離開延安奔赴東北工作了。父親在東北的職務是中共中央北滿分局委員和中共合江省委書記。

    在延安,我被送進洛杉磯托兒所,由保育員阿姨照顧。

    1949年,張聞天與劉英、張虹生在沈陽

    到了1949年,父親打報告希望我能夠去他身邊,這年年底,我被送到了東北。我們見面時的情景很平淡,完全不像電影電視劇或者小說里描寫的那樣。我喊了一聲爸爸,父親只是微一笑,伸出手摸摸我的腦袋,就讓警衛員帶著我離開了。

    跟隨父親在東北的日子里,發生的幾件小事,我一直都記得。

    首先是,剛到那兒沒多久,父親把我的名字給改了。陳潭秋當初給我取名“宏聲”,暗合父親的“聞天”。“聞天”出自《詩經•小雅》“鶴鳴于九皋,而聲聞于天。”聞天之聲,應該宏大響亮,所以我就叫“宏聲”。父親見到我后,不知為什么,要把我改叫“紅生”。這個紅字好多人名字里都有,我就不同意。父親于是把“紅”改成“虹”。我覺得這個字還行,同意了。

    那時候,我看父親每天上下班都坐汽車,很羨慕,也想坐,但父親一直不答應。有一次,趁他上班前我爬上車,賴著不下來,心想,這下,你得帶著我了吧。父親見我不肯下來,并不生氣,也不責罵,干脆走著去上班了。

    我那時候挺調皮的,有一次,我想看看警衛員的槍,他不給,我就搶。警衛員見自己的槍被搶了,也急了,趕緊來和我搶。兩人一個追一個跑,被秘書看到了,秘書過來把槍要走了。我又和秘書鬧,秘書干脆把我捆起來,拴在床腿上。父親進屋了,我以為他要來幫我,誰知他也不管。

    1951年,父親被任命為駐蘇聯大使,前往莫斯科履職。母親和我也一起去了莫斯科。父親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(注:1945年6月19日,中央七屆一中全會當選),這個級別的領導擔任駐外大使,是非常罕見的,史無前例,后來也沒有過。

    在蘇聯期間,我記得父親特別強調使館工作人員要了解當地文化,他還請去蘇聯學習的舞蹈演員和音樂人才來使館上課。著名的指揮家李德倫就來使館上過課。到了周末,他會帶我們去看芭蕾、聽歌劇。離開蘇聯回國時,他把莫斯科大劇院所有上演過的歌劇和芭蕾的唱片都買了一套。

    有一陣子,中央歌劇院排練《蝴蝶夫人》,還到我家來借唱片。可惜的是,在“文革”中,這些寶貴的資料都弄丟了。

    1952年初,我回到北京,父親和母親繼續留在蘇聯。那時候,我在中共中央直屬育英小學讀書。由于父母都不在身邊,我就住在和父親關系很好的任弼時家里。任弼時家的后門一開就是彭老總家。我們那時候常去彭老總家串門,還會穿穿他的元帥服,威風威風。有時候會碰到彭老總和朱老總下象棋。他們兩個下棋,我們一幫孩子就在旁邊看,還給出主意,走這個走那個。朱老總是個特別慈祥的人,彭老總則顯得嚴肅一點兒。

    1954 年,還在擔任駐蘇聯大使的父親被任命為外交部副部長。1955 年,父親回到北京,開始協助周恩來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。他和母親在蘇聯結余了12萬盧布,折合人民幣7萬多元,全上繳了。

    父親到外交部工作時,我已經上中學了,在101中學。那兩年,家里的氣氛還是比較愉快的。有時候我會跟著父母一起去北戴河,毛主席也去。大家一起游泳,游完泳,我們會站在主席身邊,看看誰高。我那時候已經一米七六了,比比,覺得個子和主席差不多高。

    1957年,第一批知識青年開始上山下鄉,在父親的支持下,我率先報名參加,去了天津的茶淀農場鍛煉。兩年后的1959年,我回到北京考大學。我那時候,特別想去外交學院讀書。外交學院是在父親任上建起來的,當時也歸他管,我外語相對差點,就想讓父親幫我打個招呼,把我的外語放寬些。聽我這么說,父親撂下一句話:“你有本事上就上,沒本事就別上。”于是,我就放棄了上外交學院的念頭,轉而報考北京師范學院,憑自己的本事被錄取了。

    [責任編輯:施金挺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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